李旭葵文／彭明权图 汉窑改写邛窑史
15小时前
蜀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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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窑改写邛窑史
李旭葵
汉窑改写邛窑史，临邛西汉就制陶。
2017年3月15日，这一天日子是我难忘的日子，也应该是邛崃人值得庆祝高兴的日子。因为在邛崃城东外六十华里羊安镇被称为皇坟的樊哙村产业园区内，发现了四座汉窑。
在邛崃地区发掘出汉窑，这不是简单的普通考古发现，将让具有划时代的彩绘故乡邛窑始于南北朝八百年历史，应改变更正为一千四百年，成为世界陶瓷史上时间最长的古窑址，这怎么不让邛崃人兴奋激动呢？
就是2017年3月15日这一天，正式退休的我，冬去春来，在传说是卓文君的的故居的文君井里，翠竹亭廊，幽静典雅环境，两耳不闻墙外事，正沏上一杯热茶，在茶水里埋头专心著书写文章。
原来和我一起在城建局上班的尚崇伟，听说我在文君井，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羊安产业园区开发发现了汉代的四座窑包，惊动了省、市文物考古部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正在那里考古发掘，邀我一起去现场。
我记得在2004年8月，在文君井尚崇伟他来送了我一本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由中国故宫博物馆馆长、古陶瓷研究泰斗耿宝昌为主编，科学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为副主编的《邛窑古陶瓷研究》书。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因在邛窑发掘出土具有陶瓷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彩绘瓷，轰动了世界，震惊了考古界，需要对1984年《中国陶瓷史》对邛窑重新评价，这本《邛窑古陶瓷研究》就是新版的中国陶瓷史。
当时手捧着沉甸甸的书，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对我的老弟、原同事，中国陶瓷研究会会员、古陶瓷专家、著名的收藏家常崇伟提出过：“邛窑应始于汉”。
我的这句话，不是随口说的。因我正在编写八十万字的《邛崃通史》，从大量的史籍文献资料，西汉卓王孙在临邛冶炼铸铁企业是当年全国最大的冶铁基地，就有卓王孙在进行冶炼的同时也经营生产制陶可能的大胆猜想。
对于史实，要从古人遗留下来的古籍文字记载去伪存真为史证，遗址遗物的考证为物证，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再进行论证分析判断。
后来，尚崇伟给我提供了他收藏的，近年来在临邛古城天庆街铁花村古代冶炼铸铁遗址附近，在修房造屋基建施工中，发掘出土的西汉时期冶炼铸钱用的“三株钱陶模”和酿酒用的“过滤陶器”。从实物上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临邛，就有了陶器生产。
从在临邛出土的西汉“三株钱陶模”，更加证明了史书上记载的汉文帝准许邓通私人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卓王孙在临邛十方堂的地方冶炼铸钱，需要陶摸来铸钱。临邛西汉“三株钱陶模”和酒生产“过滤陶器”文物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在西汉时期卓王孙进行陶器生产制作的可能性。
我也在唐代古籍史料文字记载中、也终于找到了在西汉时期证明卓王孙在冶铁同时制陶的可能性。
古代时大邑县属临邛，1985年以来，大邑先后在斜江乡莲花村、
董场七宝村、三岔乡三柏村分别发现并清理出汉代窑址6座，均保存
较为完好。对于研究邛窑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今天，听说在邛崃的羊安产业园区发现了汉窑，让我太兴奋激动了，真是老天有眼，恩赐了珍贵不可多得的文物，从物证充实了我对邛窑应该始于汉的判断。
由尚崇伟的儿子开车，还有张志和将军的后人高健，市文物局的彭明权也开车赶去。到了羊安樊哙村产业园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为配合当地产业园区建设，正在对樊哙村的4处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4座汉代窑址。看见汉代古窑，让我震憾，迫不及待地手摸着窑壁，好像穿越千年时空，走进了西汉。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樊哙村的4处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其中一处名叫“皇坟”的古墓群中，考古人员有了惊喜发现。这处墓群不仅出土了包括车马、宴饮、盐井等图案的多块画像砖，在编号9的墓室中，还出土了一副银质印章，成为此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
在樊哙村高山墩南端，考古人员发现了4座汉代窑址，也在四川
地区极为罕见，为今人认识和研究汉代制陶业打开了一扇窗口。
经考古人员清理发掘，发现窑址虽然顶部已不存，但窑室、火膛和工作坑的格局却依然保存完整。窑壁之上，当年的烧结面厚达8至15厘米。墓室底部为半圆形，残高约25厘米。火膛与窑室相通，工作坑也为椭圆形。此外，窑址内的包含物还有红色土块、黑色碳屑及
少量精美的绳纹瓦。考古人员根据窑址结构及包含物判断，其中三座
时代为西汉晚期，一座时代为东汉中期。
直到今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临邛地域范围的今大邑先后在斜江乡莲花村、董场七宝村、三岔乡三柏村分别发现并清理出汉代窑址共6座，均保存较为完好。又在羊安产业园区又发现四座汉窑，这样在西汉时期在古临邛，已发现了十座古汉窑，在古陶瓷史上也是罕见的重大发现，这是对于研究邛窑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因此，在我后来编写出版的《邛崃通史》和写的《邛窑史话》的书中，就专门写了“临邛西汉就制陶”的一章。就是用史籍、史实、物证，明确地告诉人们，从在西汉古临邛发现的十座古汉窑，从古汉窑中发掘出来的汉陶器物，还有“三株钱陶模”和酿酒用的“过滤陶器”，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历史物证，再加上唐代古籍史料书上关于卓氏陶铸文字记载，说明了邛窑烧造的年代，应始于汉，而不是南北朝。烧造时间不是八百年，应该是一千四百年，是陶瓷史上时间最长。
羊安樊哙村产业园区发现的四座汉窑，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经发掘后，采取整体搬迁异地保护的办法，已将这四座汉窑完整地搬移到邛窑遗址妥善地保护。
因此，2019年已出版我写的《邛崃通史》中，已明确地写了邛崃羊安和大邑出土的十座汉窑，在邛崃出土的汉代陶器，再加上唐代史书上的文字记載，有物证和史证说明了邛窑时间应始于汉，汉窑改写了邛窑史，临邛西汉就制陶。
李旭葵文／彭明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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