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杂谈] 娃儿考上大学，这学酒到底办不办？巴中家长的纠结与真心话

昨天 19:40 岳逻御麻辣社区

八月初的巴中，暑气未消，空气中却已弥漫起另一种热度。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一场场升学宴便在街头巷尾、酒店农庄间次第铺开。对于刚刚经历完大考的家庭而言，这本该是纯粹的庆贺时刻，但在现实中，它却常常演变成一道横亘在“人情”与“本心”之间的两难考题。办，似乎有诸多不得已的苦衷；不办，又仿佛缺了点什么。这份为难，让人欲罢不能。

选择举办学酒，往往并非全然出于喜悦的表达方式，更多时候是一种被社会关系网“推着走”的无奈。

在中国乡土社会与熟人文化中，礼金往来构成了一张精密而坚韧的关系网络。许多家长坦言：“这些年送出去的礼金也不少，孩子考上大学是个由头，不办一下，感觉以前的人情就‘亏’了。”这种心态下，升学宴演化为一种人情账目的清算工具。宴席成了舞台，宾客成了观众，而主角——那个刚刚成年的学子，反而沦为配合演出的道具。更令人疲惫的是，这场宴席并非终点，而是新一轮人情循环的起点，今日收下的礼金，便是明日必须偿还的债务。

“别人家都办了，我们不办，是不是显得小气？”“亲戚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看不起人？”在巴中这样的地域文化浓厚的城市，家族观念与邻里舆论的影响力依然深远。不办宴席，有时会被误读为对亲友的疏远或对子女成就的轻视。为了维护这份“体面”，即便内心抗拒，许多家庭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操办，将私人的喜悦置于公共的审视之下，让本该轻松的庆祝变成了身心俱疲的社交任务。

千百年来，“金榜题名”与“宴请亲朋”早已深度绑定。尽管时代变迁，但这种文化惯性依然强大。对一些长辈而言，没有宴席的升学是不完整的，缺乏见证的祝福是没有力度的。他们渴望通过一场热闹的聚会，为孩子的寒窗苦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家族的荣光增添一笔注脚。这种对传统仪式的执着，使得“办”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需求，即便明知其可能变味。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家庭开始反思并尝试“不办”时，新的焦虑也随之产生。

十年寒窗，一朝圆梦，这份沉甸甸的喜悦需要被看见、被分享、被确认。若完全取消仪式，那份积攒已久的激动与感恩，似乎便失去了一个集中释放的场子。尤其对于父母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在意礼金，却渴望有一个正式的时刻，向支持过孩子的师长亲友表达谢意，也让孩子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感受到来自社群的认可与祝福。不办，有时会让这份情感无处安放，留下淡淡的遗憾。

现在00后年代的年轻人崇尚简约、私密、个性化的庆祝方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场小型家宴或一次毕业旅行。但长辈们所珍视的，恰恰是那种热闹、公开、符合传统的集体仪式。简单地以“不办”来回应，若缺乏充分的沟通与替代方案，容易被解读为对家族情感的漠视，甚至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如何在尊重自我与体谅长辈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比“办或不办”本身更棘手的难题。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学酒这类传统聚会，客观上仍承担着维系亲属、邻里、师生关系的社交功能。彻底摒弃，固然摆脱了人情负担，但也可能切断了某些本就脆弱的情感纽带。尤其对于即将远行求学的学子而言，这场宴席或许是离开故土前，最后一次与家乡社群的深度互动。它的缺席，是否意味着某种归属感的提前流失？

其实，“办”与“不办”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真正的困境，不在于宴席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被形式绑架，遗忘了庆祝的本真意义。破解两难，关键在于从“为他人办”转向“为自己办”，从“重排场”回归“重情意”。

在巴中，已有纪检监察部门发出禁令，禁止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办学酒。作者本人推荐可以尝试“小而美”的替代方案：一场仅限至亲挚友的家宴，一次与恩师的茶叙，一封手写感谢信，或是一场以孩子兴趣为主题的分享会。这些形式剥离了功利色彩，却更能承载真挚的情感。也可以赋予宴席新的内涵；或在宴会上设置学子分享成长感悟的环节，让庆祝成为一次精神的洗礼而非物质的交换。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间应开展坦诚对话，理解彼此对“仪式”的不同期待，共同商议出既能安顿情感、又不违逆本心的庆祝方式。

升学宴的两难，它提醒我们：任何习俗的生命力，都不在于其形式的固守，而在于其能否回应人们真实的情感需求。当庆祝回归到对人的关怀、对成长的敬意、对情谊的珍视时，无论宴席摆与不摆，那份属于金榜题名的光芒，都不会被喧嚣淹没，也不会因寂静而黯淡。

在巴中这座兼具山水灵秀与人情温度的城市里，或许我们正需要这样一场关于“如何好好告别与启程”的温柔思辨。愿每一个走出考场的少年，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收获一份不被辜负的、清澈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