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争夺中的十年冤案：蒋德平为何入狱，重审之路又为何“步履维艰”？【核心提示】一份被指“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被质疑“变造”的营业执照、一场被控“合同诈骗”的交易，将四川南充五洲食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德平送入监狱，监禁长达十一年。如今，案件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一段尘封已久的“民企资产争夺战”再度浮现。一边是司法机关认定的“罪犯”，另一边是辩护律师口中的“受害者”。蒋德平究竟因何入狱？这起看似简单的合同诈骗案，为何历经一审、二审乃至省高院驳回后，依然争议不止，重审进程迟迟难有突破？记者对此展开深入调查。一、入狱之谜：是“合同诈骗”还是“司法构陷”？2006年5月，蒋德平被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以“变造国家证件”刑事拘留，随后罪名变更为“合同诈骗”。检方指控其以已注销的“鑫福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虚构单位，骗取保证金。然而，蒋德平及其辩护律师周永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陈述。“从未变更”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辩护词指出，蒋德平自2004年11月26日起一直是五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档案中从未变更。原审判决认定蒋德平“无权代表”，核心依据是一份“2005年11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但辩护方称，该决议系伪造——股东签名吴卫证实，是杜中华一人访笔记所签，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决议。南充市工商局向嘉陵区法院函说明：“股东意见不统一公司资产被拍卖无法登记变更”时间为2006年12月19日。“工商档案是国家行政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最强。原审无视这一铁证，采信伪造决议，属于‘以假证定冤案’。”周永孟律师表示。“变造执照”还是“持有真照”？针对“变造营业执照”的指控，蒋德平坚称自己持有2004年7月1日依法核发的真实“鑫福来公司”营业执照。他使用该执照，是因为核心土地资产登记在“鑫福来”名下，且已向签约方如实告知。更为关键的是，蒋德平指控所谓的“变造执照”是办案民警赵兴为构陷他而私自粘贴字条伪造的。他还称，自己在羁押期间遭受了刑讯逼供。“我有真实执照，何必去变造？变造的风险远大于收益。”蒋德平的逻辑直指案件证据链的薄弱环节。项目真实，资金用于经营辩护方强调，案涉项目拥有完整的政府审批手续，并经过法院认可。蒋德平个人投入超过122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收取的33万元保证金也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并无个人侵占。“如果是为了诈骗，为何要投入远超诈骗金额的资金去推进项目？”辩护律师反问道。在辩护方看来，蒋德平的入狱并非因为真正犯罪，而是卷入了一场由利益集团主导的“资产掠夺战”。对方通过伪造证据、利用司法权力，意图侵吞五洲公司价值连城的核心工业综合用地。二、重审之困：为何“久拖不决”？从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的一审，到南充中院的二审，再到四川省高院的驳回申诉，蒋德平案已走过漫长司法程序。如今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重审之路依然充满变数。为何此案“久拖不决”？证据采信的分歧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证据采信。原审法院以“虚假股东会决议”和“变造营业执照”作为定案依据，而申诉方则坚持工商档案和政府审批文件才反映事实真相。这种分歧导致双方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巨大鸿沟。申诉方认为，原审混淆了“公司更名”与“公司注销”的法律概念，错误地将“合法经营”定性为“虚构单位”。司法程序的“内部循环”从2019年的刑事判决到2021年的刑事裁定，再到同年的驳回申诉通知，案件似乎陷入“内部循环”。尽管申诉方多次提出新证据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地方法院并未采纳。这种“自我纠错”的困难，是许多冤假错案重审难的重要原因。当原审司法机关成为利益链条的一环时，指望其主动推翻原判，难度极大。背后的利益纠葛辩护词中提到，此案涉及杜中华、南充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部分司法人员的“恶意串通”。2006年12月，嘉陵法院将案涉资产以352万元的低价拍卖给新世纪公司，该价格仅为当时评估价的43.4%。随后，蒋德平被迅速判刑。“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刑化债’、‘以刑侵财’案件。”周永孟律师指出，正是因为背后涉及巨额土地利益，才导致案件纠错过程阻力重重。三、结语：法治的阳光何时照进“深巷”？蒋德平案不仅是个人的冤屈，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民营企业发展中可能遭遇的司法风险。党中央多次强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如果像蒋德平这样持有真实工商登记、推进真实项目、资金用于经营的企业家，仅因利益集团构陷和个别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就被定罪入狱，那么“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恐成空谈。如今，案件已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社会期待最高审判机关能够穿透迷雾，依据工商档案的铁证和客观事实，依法改判蒋德平无罪，并彻查背后的司法腐败线索。让蒙冤者昭雪，让作恶者受惩，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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