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杨伯恺出生于营山县骆市乡杨家坝（现骆市镇小蓬社区），关于他的名字，家乡的老一辈大多爱唤他杨洵，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他才改名为杨伯恺。杨家有十口人，他们守着六十挑（约11亩）田地，种桑养蚕，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勉强糊口度日。1912年，杨伯恺顺利考入顺庆联合中学就读，除学习书本知识外，他还积极参加训练，立志一旦国家需要，就拿起枪杆参加战斗。1915年春，顺庆人民激愤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爆发了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杨伯恺奋勇当先，散发传单，参加集会讲演。后来，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启发了人民的觉悟，杨伯恺更是受其影响，于1919年乘上轮船从上海启航，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选择回国，开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为了加速革命进程，1925年秋天，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为打开川北农村的革命局面，1926年2月，杨伯恺回到家乡营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农民大多目不识丁，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更好宣传革命真理，杨伯恺自己编写教材，在家中开办起了农民夜校。杨伯恺的父亲杨光普是一个诚实憨厚的农家人。看见儿子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他报名成为了农民夜校的第一位学生，并积极宣传号召附近的农民前来参加夜校学习。父亲这一举动，给了杨伯恺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深入农村调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中共党员。不久，他便在杨家坝建立了营山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营山支部，并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请求中央对新发展入党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杨伯恺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同年3月，杨伯恺还在家乡建立了四川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农会。他亲自撰写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中，这有力地推动了营山全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县建立起县农会1个、区农会22个、乡农会64个，会员发展到近万人，为全省农民运动之冠。在儿子杨伯恺的带领下，杨光普迅速成长为乡农会主要负责人。红四方面军进入营山后，杨光普更是带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离开骆市陵园，我们前往杨伯恺的出生地——骆市镇小蓬社区。今年85岁高龄的杨森烈是杨伯恺的侄子，他早早地站在路边和我们打招呼。“他是我大伯，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他一面，后面就没有再见到了。”因年事已高，很多事情杨森烈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但一提到大伯，这位八旬老人十分激动。在他的印象中，大伯是一位和蔼可亲、善良大度、十分朴素的长辈。“这块土墙所在地，就是大伯之前住的老房子的屋基。”杨森烈招呼着我们来到院子后面的一处空地，指着一面泥土墙说。随后，杨森烈又从屋里抱出了一摞厚厚的有关大伯的资料，关于大伯的英勇事迹，老人娓娓道来。那是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参加了中共重庆地委在打枪坝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其间，驻重庆军阀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杨伯恺头部受伤，幸免于难。同年4月，他赴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重庆地委遭破坏的情况，并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杨伯恺和任白戈、沙汀到上海，创办辛垦书店，翻译出版了《哲学原理》等几十部理论书籍，其中他个人用法文翻译的就有《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和《论帝国主义》（列宁著）等十余部，这些著作，思想深刻，流传广泛。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二十世纪》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全面抗战爆发后，杨伯恺接受了回四川并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的任务。1940年，他开始为《华西日报》撰写社论，1942年受聘为主笔，紧密配合《新华日报》宣传党的方针，为抗战呐喊，为国计民生直言。对于有关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杨伯恺仗义执言，毫不含糊，文笔犀利，正义凛然。曾有朋友劝他把笔锋放柔和些，不要那么尖锐，杨伯恺却回答：“文章就是我的武器，磨光了还有什么用？”1944年，杨伯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于第二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此后，他积极投入民盟各方面工作，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被选为宣传部长。1946年5月，由民盟主办、张澜任社长的《民众时报》创刊，杨伯恺任总经理兼主笔。这份报纸积极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旗帜鲜明反蒋反美，出刊仅两个半月就被迫停刊。杨伯恺没有气馁，领导原编采人员办起《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转载新华社的言论和其他报刊的进步文章。为此，敌人视杨伯恺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在全国家喻户晓，这部剧的导演，正是杨伯恺之女、国家一级导演杨洁。她曾和父亲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她的记忆里，当年父亲作为《华西日报》主笔，一个月只有两担四斗米的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那时，四川军界一位杨伯恺的同乡得知他们的处境后，托人送来一笔钱，却被杨伯恺原数退回。他以身作则并常常告诫杨洁：“宁可清贫，不可沾富！”这样的教诲，对杨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杨洁克服重重困难，成功拍摄出了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这部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满16岁，杨洁就离开了家，被父亲送到重庆中共办事处转赴延安，离家后她一直挂念着父亲的安全。“1947年从报上看到了父亲被捕的消息，从此，我更为虎口中的父亲的命运而担心。我焦急地盼望成都早日解放，父女能够重逢……”杨洁曾在《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这样写道。入狱后的杨伯恺与敌人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顽强斗争。敌人审讯时，杨伯恺面对各种酷刑，英勇不屈。敌人绞尽脑汁，知道硬来不好对付，便企图以让其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遭到杨伯恺严词拒绝。他说：“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杨伯恺的爱人危淑元将药品、食物、水果等送去狱中，杨伯恺却首先考虑的是狱中难友们的需要。除此之外，杨伯恺的学习精神也令人敬佩。他不仅在狱中暗地里写下了上万字学习笔记，还常常向狱中难友谈及自己的未来理想，立志为振兴国家的文教事业而奋斗。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这让杨洁、危淑元看到了一家团聚的曙光。没想到，垂死挣扎的敌人并没有放过关押在狱中的革命者。12月7日深夜，凄风瑟瑟，敌人将杨伯恺等革命者从狱中拉至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杀害。临刑前杨伯恺高呼：“共产党万岁！”响亮的声音回荡在郊外夜空，唤醒了群山大河。在他牺牲后的第20天，成都和平解放。为了悼念这位铁骨铮铮的革命者，1950年1月17日，旅居成都的60多名营山籍知名乡友为杨伯恺举行了追悼会。1984年，营山县骆市镇修建了骆市陵园，并在陵园中设立了杨伯恺衣冠冢。

如今，每逢祭扫之际，总会有各界人士与群众自发前往骆市陵园为杨伯恺扫墓并献上鲜花。他的英勇事迹与革命精神，不仅载入史册，更是深深地烙印在人民的心中，传承于世，永不磨灭。

杨伯恺，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1919年勤工俭学赴法国留学，1922年，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在重庆参加创办中法大学，任训育主任。同年又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后任《华西日报》主笔。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解放前夕，1949年12月7日在成都就义。

谢谢发帖分享。